所以「現代分析」是玩什麼？就是玩「把藥丟進去儀器裡面分析」。

校方及家長會會長成為教育大「礙」，校方非但沒有妥善發揮教育單位的功能，反而縱容、漠視家長會會長操作整個教育體制，更甚聯合整個雲林縣家長會協會陳書雲林縣政府，抵制安置機構孩子就學。教育部所明定及期許的家長會會長應積極朝向「民主化」與「專業化」發展，但仍存在黑箱作業，並視而不見現今社會所存在的多元問題，這難道是身為家長們所倚託的家長會會長「民主」與「專業」的呈現？默許家長會等權貴，以多數人的權益為藉口，剝奪弱勢孩童的就學權益，在該事件的反思上，教育單位是攀附權貴、霸凌弱勢的最壞寫照。

文：吳文輝（台灣全國兒少安置機構聯盟理事、長愛家園育幼院院長） 有關日前媒體專題報導「亞斯兒何處去」，揭露一名長期遭受家暴的亞斯伯格症男童「小東」（化名），被緊急安置到雲林縣長愛育幼院，並於當地學區的小學就讀，期間遭校方指控至少咬傷三名老師，校方和家長會會長以特教資源不足和維護其他學童安全及受教權益為由，合力「驅逐」小東。去年8月底，小東升上五年級的開學第一天，卻發生咬傷老師事件，頓時他被貼上「暴力份子」和「加害者」的標籤。我們主張育幼院的孩子應依循一般管道即可入學，且社政單位在孩子安置之前就應平行處理就學問題，不容社政與教育的潛規則，扼殺了機構孩子們的受教權跟基本人權。但若育幼院的孩子需要經過校方「審慎評估」，視學校氛圍是否接納才准入學，不僅損害孩子的就學權益，更違反了兒童的人權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對於雲林縣教育處忽視孩子基本受教權，我們除了訝異，更感悲傷。

直至隔年6月，家長會會長仍持續刁難長愛育幼院，要求查看小東就醫紀錄，並詢問小東何時要離開學校？甚至家長會會長在畢業典禮上致詞時，意有所指地「公審」小東及育幼院院生，並在臉書社團批評長愛育幼院。這些孩子，連就學都需依主事者的主觀意識去要求機構，而非基於教育立場、社政單位的使命跟專業素養。Photo Credit: 關鍵評論網 李登輝一部分受制於統治初期權力不穩、另一部分則是為鞏固「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體制，必須以延續國民黨的政權為前提，而難以對過去的歷史深究。

到了1999年還通過「一綱多本」，將撰寫教科書的權力從壟斷的國立編譯館釋出給不同的出版社。當如今要重新談起轉型正義時，則又因歷史認識的不足，以及李登輝當年將轉型正義工程「打折」的作為，而必須不斷面對「政府不是道歉、補償過了」的質疑，也給了柯文哲這種機會主義政客「管它過去做什麼」的逃避空間。這種「對我有好處的資訊才算知識」的環境，是機會主義性格的培養皿。關於李登輝任內發生的政治監控及獨臺會案等政治案件，李登輝更從未明講這些事情如何發生，而留給後世諸多疑問。

李總統主政時，推行轉型正義的進程大多依循著民間的倡議而行，本身缺乏主動性。但李登輝卻也受到自己身處的黨國機器所限，一面告訴大家「眼睛要看前面，不要看後面」，同時緬懷「開明專制的」獨裁者蔣經國，將轉型正義的層次停留在補償受害者之上。

吳乃德（2006）、陳翠蓮（2008）皆指出，李登輝執政時期對於轉型正義並沒有太多重視，其因即是李登輝是民主轉型的引領者外，亦同時身兼威權政黨的領導者，致使李登輝在面對自身經歷以及國民黨的歷史時，大多採取避重就輕的態度。若仔細檢視李登輝對當前推動轉型正義的影響，相對於其他國家的民主轉型經常伴隨著流血衝突，李登輝所引領的「寧靜革命」無疑是威權國家轉型的典範。課綱邁向本土化的改變，確實減少了中國在學生腦海中的比例，但很難說就此提高了台灣的重要性。書上那些文字之於大多數學生，僅有換取分數的功利關係。

對在地化、民主深化的工程來說，仍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課題。導致政府不僅沒有對加害者進行追究，對黨產問題以及歷史真相的問題也都顯得消極。這些觀點雖然將教學內容的本土化歸功於李總統，但早在解嚴後，推動鄉土教學的力量已經勢不可擋。惟其統治基礎亦不穩固，轉型正義的推行相對不易，遑論其後馬英九的繼任導致工作停滯。

不過這也同樣需要付出代價，而且遺緒至今才逐漸發酵。當年囿限於中國民族主義法統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也成了中國因素日後介入台灣社會的空隙。

針對政權進行全面的轉型正義，落實國家的正常化工程，是我們這個世代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對於實際上接觸這些課程與教材的學生來說，無論中國還是台灣，都是考試作業的一部分而已。

在學齡之後，李登輝便已經是台灣團結聯盟的「阿輝伯」，會出現在電視上的造勢轉播。直至蔡英文上任後才成立促轉會、黨產會等機構，專職處理轉型正義的問題針對政權進行全面的轉型正義，落實國家的正常化工程，是我們這個世代最重要的課題之一。這些觀點雖然將教學內容的本土化歸功於李總統，但早在解嚴後，推動鄉土教學的力量已經勢不可擋。談到課本，各界特別讚賞李登輝的其中一部分，便是李總統時期的教育部在1993年陸續推出了「認識台灣」與「鄉土教學活動」的課程。與課綱本土化、取消萬年國會的情勢相似。

由是可見，李登輝雖然擅長借力使力，但就如同1990年之前各方社運、學運力量率先跳出來抗議萬年國會的情勢一樣，李總統的力量絕非憑空而來，而是有賴整個台灣社會共同引領前行。當年囿限於中國民族主義法統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也成了中國因素日後介入台灣社會的空隙。

課綱邁向本土化的改變，確實減少了中國在學生腦海中的比例，但很難說就此提高了台灣的重要性。當如今要重新談起轉型正義時，則又因歷史認識的不足，以及李登輝當年將轉型正義工程「打折」的作為，而必須不斷面對「政府不是道歉、補償過了」的質疑，也給了柯文哲這種機會主義政客「管它過去做什麼」的逃避空間。

到了1999年還通過「一綱多本」，將撰寫教科書的權力從壟斷的國立編譯館釋出給不同的出版社。亦有不少紀念文稿多次強調李登輝先生在蔣經國之後接手總統一職，經由「寧靜革命」的過程，為長期受到威權統治的台灣社會帶來民主與自由。

惟其統治基礎亦不穩固，轉型正義的推行相對不易，遑論其後馬英九的繼任導致工作停滯。雖然籌組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設立二二八紀念碑並公開致歉，也「補償」二二八及白色恐怖受難者。1989年的縣市長選舉結果，民進黨首度取得六個縣市的執政權，便將鄉土教育、母語教學的課程排入教學現場。包含美麗島、二二八事件的檔案徵集，也遲至陳水扁上任後才展開。

這些措施被視為中華民國政權已經鬆動奉為圭臬的中國民族主義，開始進行本土化的工程。直至蔡英文上任後才成立促轉會、黨產會等機構，專職處理轉型正義的問題。

關於李登輝任內發生的政治監控及獨臺會案等政治案件，李登輝更從未明講這些事情如何發生，而留給後世諸多疑問。Photo Credit: 關鍵評論網 李登輝一部分受制於統治初期權力不穩、另一部分則是為鞏固「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體制，必須以延續國民黨的政權為前提，而難以對過去的歷史深究。

甚至在我輩就讀高中的時期，有些歷史科老師仍會為了訓練學生獲取高分的考量，推薦學生「參考」國編版時期的歷史課本，畢竟「這題會考」才是教室裡最實際的事情。不過這也同樣需要付出代價，而且遺緒至今才逐漸發酵。

李總統主政時，推行轉型正義的進程大多依循著民間的倡議而行，本身缺乏主動性。若仔細檢視李登輝對當前推動轉型正義的影響，相對於其他國家的民主轉型經常伴隨著流血衝突，李登輝所引領的「寧靜革命」無疑是威權國家轉型的典範。但馬政府上任後對內加劇開發主義、對外與中國拉近距離，令我們在危機中意識到威權時期殘留的政策工具，並未隨著民主化而全面解體。但李登輝卻也受到自己身處的黨國機器所限，一面告訴大家「眼睛要看前面，不要看後面」，同時緬懷「開明專制的」獨裁者蔣經國，將轉型正義的層次停留在補償受害者之上。

對在地化、民主深化的工程來說，仍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課題。只要這棟巨大的違建尚未拆除，黨國依然想伺機回到過去。

文：張仁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研究所研究生）、張尹嚴（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在李登輝先生逝世後，國內外的政要、媒體單位陸續發文悼念台灣現代史當中如此重要的一位角色。這段中央與地方不同調的時期當然引起了連續幾年的辯論，到了1993年，已然成形的強大輿論壓力才令教育部願意開始規劃「認識台灣」的系列課程。

然而，隨著時間流逝、當事人離去、證據流失、組織重整，都使得更進一步的追溯更為困難。Photo Credit: *嘟嘟嘟* @Flickr CC BY 2.0 我們這一代的台灣認同，反倒是國民黨再次執政後才有更具體的認識。